写在前面：

去年“十一”我和小苏在琼海憋了7天，每天点灯熬油熬到很晚，身体几乎垮了，为的就是这本书的最后冲刺——《火灾调查与处理（初级篇）》。在这本书里头，我们共收集了10位中国火调专家的故事，谢福根成长记是其中十分令人激动感动的一个。从一名普通的消防车驾驶员到全国知名的火调专家，谢福根的传奇人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到激励和鼓舞。

谢福根生于1953年，是应急管理部首届火调专家组成员、公安部连续三届火调专家组成员，专业技术4级，高级工程师。

在火灾调查中，谢福根特别注重引入刑侦思路和工作方法，提出火调人员要“让尸体说话”“让火灾现场的痕迹说话”“让实验数据说话”的“三话”，被誉为上海现代火灾调查事业的“带头人”。

作为两届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组成员，谢福根接受指派或受邀参与全国逾百次有影响的重、特大火灾原因调查，其中上海“11·15”火灾、天津港“8·12”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火灾事故、常熟7·16纵火案、吉林中百商厦特大火灾、福建莆田飞达鞋面加工厂放火案等火灾原因调查工作都有他的身影。

50年来，谢福根激荡火场，智勇双修，荣誉等身，先后荣获一次二等功、七次三等功，并被评为首届上海人民卫士、东方卫士、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消防部队十大爱民执法模范、全国消防十大英模，享受公安部特殊津贴……

那么，这位被同事们亲切称为“福根摩斯”的火调专家，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1】消防车驾驶员：穿上制服

谢福根的传奇是用勤奋写出来的，一个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干一行，钻一行，专一行”。

1971年,上海消防部门在上海县、宝山县、嘉定县、川沙县招收消防义务兵，一直梦想能穿上军装的谢福根在学校里报了名。

收到入伍通知书后，18岁的谢福根兴奋了很久，因为“这圆了我穿上制服、当一个有志青年的梦想”。

如今，这张50年前的入伍通知书依然被他珍藏在一个小镜框里，放在家中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每天只要进了书房，我就能看到我18岁当兵的这张通知书，它每时每刻都在激励我，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奋斗，如何努力。”谢福根说，这并非是什么假大空的话，因为这张入伍通知书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新兵团度过16天后，谢福根被分到了杨浦中队，成了一名消防车驾驶员。

“那个时候，汽车多稀罕啊。”谢福根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组织给了我那么好的条件，让我学做一名驾驶员，这是一门技术活，复员以后，无论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家庭，在职业上都有了保障，所以我心里就想一定要把驾驶技术学好，这是自己一辈子吃饭的技术。”

短短几个月，谢福根就成了一名优秀的消防车驾驶员。

一名同事说，谢福根是真喜欢消防车，保养的车辆纤尘不染，接警出动从未发生过故障。而且，谢福根不仅车开得好，还爱捣鼓车辆，几年下来，对车辆的各个零件了如指掌，“一般的小毛病，他都能应付自如”。

有一次，一辆消防车发动不了，谢福根自己拆开了发动机，一边看书一边学习，竟把它修好了，“我觉得搞技术的工作是很有劲的”。

【2】消防学员：伏案苦读

常言道，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79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岗位工作表现突出，经组织推荐，谢福根被作为业务骨干，派到沈阳中央人民警察干部学校学习。

“当时，那是全国消防最高的专业人才培养学校，我主修的专业是工业企业防火，涉及化学、物理、燃烧学、消防给水、建筑防火等多方面的系统知识，这其中就包括基本的火灾调查。”谢福根说，当时那么好的一个机遇对他而言却意味着巨大的压力。

“相比兴奋，心里更多的是不踏实。”谢福根直言，初中即将毕业的他为了能学懂深奥的专业课程，只能早起晚睡，比别人多下功夫。

“为了学习能跟得上，我那时每天最多只睡4个多小时，坚持了整整一年。”谢福根说，很多同学都问他，睡那么少时间，身体怎么吃得消，但谢福根硬是坚持了下来，“因为学习得太投入了”。

平时上课，谢福根认真听老师讲课、看书，晚上等大家都睡了，他就开始整理课堂笔记：“笔记分两种颜色，一般的内容用蓝色笔标记，重中之重的内容一定用红笔写，我就这样在那里磨啊磨啊，像蚂蚁搬家那样一点点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考试时，5门功课满分500分，谢福根考了499分，全班最高。唯一被扣掉的1分，是关于电气的知识，还是因为老师讲课时口误讲错了。

那一年，对谢福根而言是终身难忘的。一想到当年的伏案苦读，他至今都能感受到宿舍里东北暖气的那种干燥。

【3】销毁炮弹：受命于危难

1980年1月，谢福根毕业回到上海。

原本，按照所学专业，他应该从事防火工作，却没想到在1981年转行干起了排爆工作。

这个改变，全因一个意外。

1979年5月30日，上海消防在苏州七子山执行销毁战争遗留的废旧弹药任务，装坑时弹药意外爆炸，13位同志当场牺牲。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消防队内部一度谈“爆”色变。当时，有些人听说要派自己去销毁炮弹，没有一个心里不发毛的，但谢福根却在危难之中义不容辞地领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13名同志都很年轻,有的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谢福根直言，他当然知道这份工作非常危险，也害怕自己摊上这个差事，但一旦组织决定了，便义不容辞，因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更何况这也是消防员的职责使命。

谢福根正式领受爆破工作的任务，正好赶上准备结婚的日子。1981年4月29日，谢福根接上级通知，5月2日要赴京参加一场爆破专家主讲的培训班。

凑巧的是，5月1日刚好是他大喜的日子。

“头天晚上成婚，第二天就北上学习爆破。”谢福根说，20多天归来后，又马不停蹄去了浙江湖州山区参加销毁废弹药的工作。

谢福根胆大是出了名的，但干排爆工作要说不怕，那也是骗人的。因为这些废旧炸弹看上去残体断臂、锈迹斑斑，但不等于药性消失，它们沉寂了几十年，仍旧保留着物理、化学性能，所以碰不得，敲不得，颠不得，撞不得，一旦发生碰撞，瞬间可能发生爆炸，时刻威胁着上海市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987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颗炸弹在川沙海滩突然爆炸，3名儿童被夺去了刚刚扬帆的生命。无独有偶，梅陇乡有十几位农民在干活时发现一个铁家伙，他们怀着好奇心想弄个明白，结果一声巨响，硝烟弥漫，导致1人被炸死、7人受重伤、4人受轻伤。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迎来了城市建设的高潮。无数个工程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开工建设，施工中经常能发现以前战争中遗留下的炮弹、地雷、水雷、航空炸弹等危险爆炸物。

谢福根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散布于上海的废旧炮弹小心地挖掘出来，安全送入危险品仓库，然后选定日期、地点，进行统一销毁。

每当有废旧炸弹被挖出来，谢福根和同事们就得立马奔赴现场处置。在老同事们的记忆里，“不怕死”的谢福根曾奋不顾身处置过一枚燃烧的废炮弹。

1990年8月1日晚上6时许，119指挥中心突然接到来自宝山区的紧急电话，坐落在上海市江杨南路614号的宝山物资回收利用二公司仓库废品中有一枚炸弹正在燃烧，通体已烤得发烫发红，情况十分危急。

据谢福根回忆，这是一枚燃烧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而炸弹一墙之隔便是市高压工区配电站，附近还有上钢一厂、吴淞煤气厂和吴淞化工厂，险情在即，性命攸关。

为防止炸弹爆炸，江湾消防队4名消防员匍匐于地，手举水枪喷射水柱，对弹体进行冷却。在水枪的掩护下，谢福根用浸湿的衣服将这枚燃烧的炸弹裹住，放入沙子中使其与空气隔绝，排除了险情。

【4】爆破专家：与死神决战

废旧炮弹从发现、转运、储存到集中销毁，每个步骤都是和死亡面对面。

同事们后来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一向以胆大示人的谢福根也有柔情的一面，每次销毁炮弹时都悄悄装了妻子的照片在身上。

谢福根后来回忆说，每次要去销毁炮弹，家人不问，他也不说，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1990年，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轰鸣中的赤诚》一文，记录了销毁废旧弹药的实况（节选如下）：

1990年4月15日清晨5点30分，一列气势非凡的车队从上海武警消防总队青浦弹药库出发了。10多辆蒙盖着绿色篷帆的军车在晨曦中缓缓地行进。车上乘坐着108名消防官兵，他们的使命，就是开赴浙江山区的深山峡谷，销毁这10余辆军车上装载的32吨废旧弹药。

红色警灯在疾速旋转，清脆的警报声持续不断，每辆在车头左前方悬挂着“危险品”字样三角小黄旗的军车，相互间拉开了50米的车距，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不紧不慢地行进在通往浙江山区的公路上。

压尾的是一辆抢修车，车后有一块醒目的“爆炸物品严禁超车”的大标语牌。

尽管出发前对那些特别危险的炸弹做了特别处理，比如在裸露的引信上套上塑料罩，有的炸弹还被装入填满稻草的木箱并用木条嵌住固定，以减少震动，但在长途颠簸中，他们还是担心会不会发生意外。

经过近10小时颠簸，行程200多公里，终于将32吨废旧弹药运到了目的地——浙江省长兴县红山林场西沟分场。

接下来，消防战士开始了艰巨而危险的销毁废旧弹药的战斗，迎接着生与死的考验。

引爆的弹坑已经筑成，深2米，洞口约1米见方，洞内只容得2人站立。十几吨废旧弹药及168箱6500余枚过期手榴弹已围着弹坑摆成一圈。一旁还放着十几只装上炸药的钢筒，每只都拉出了导爆索，连接着筒内25公斤TNT炸药。

“报告指挥员，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装坑。”爆破行动副总指挥谢福根中校向在场的首长报告。

山谷里顿时静寂无声。弹坑边只剩下爆破组的8名同志，此时此刻他们谁也不说话，个个严肃得有些怕人。

他们或目睹或耳闻过装坑中曾发生的那一场灾难（编者注：指“苏州七子山弹药意外爆炸事件”），心里很清楚这些弹药和几百公斤TNT的爆破成功与否，与自己的生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了谢副总指挥——这位负责具体实施爆破的消防总队技术科科长谢福根。

谢福根要为身边这8名官兵以及自己负责。

出发之前，谢福根曾与爆破组长徐志超中尉的岳父见过面，当他告诉小徐岳父，志超将参加销毁废旧弹药的任务时，老人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投过来的深沉眼神似乎告诉他：“志超的女儿只有17个月，我把志超交给你了。”

“装坑！”谢福根中校坚定地把手一挥，下了命令。

废旧炮弹一颗一颗被送进了弹坑。谢福根中校、徐志超中尉、范嘉新志愿兵等人轮番下坑，小心翼翼，一丝不苟。

炮弹一层一层地叠了起来，他们就站立在叠起的炮弹上一点一点往上升，一场人与“死神”在精神上和力量上的较量在悄然进行……

“装坑完毕，请求施放导爆索。”

“同意。”呼叫器里传来指挥员的声音。

弹坑已经被土覆盖，土中露出了几根导爆索。

“徐永飞和我留下，其他同志撤离现场。”谢福根向爆破组下了命令。

山谷里寂静得有些令人恐怖，空旷的山谷里只留下谢福根和徐永飞。他俩紧绷着脸，慢慢地倒着施放导爆索。

10米、20米……50米，导爆索放完。

导爆索与1公里外指挥所引出的引爆电线之间，用雷管相联。

徐永飞掏出了小雷管，晶莹锃亮寸把长的小雷管，牵生死于一发之际。历来销毁爆破中最危险的，就是安置雷管，因为它太敏感。它连接着导爆索，导爆索爆燃速度为每秒6000米，这就是说，如果在连接雷管时有个闪失，那么50米外的弹坑立刻就会爆炸，而谢福根、徐永飞所处的位置则是绝对的“死亡之地”。

谢福根、徐永飞凭着自己多次爆破的经验，稳住神，终于将雷管连接完毕，使弹坑和指挥所的引爆线路连通了。不久，谢、徐两人撤退到安全地点。

“报告总指挥，一切正常，请示起爆。”

“五、四、三、二、一，起爆！”徐耀标大校坚定有力地发布了起爆命令。

谢福根用力按下起爆器。

轰！轰！轰！连续不断的巨响，惊天动地。销毁爆破成功了！

这组纪实报道的最后还披露了一个细节，销毁炸弹的大山里出产的豆腐细嫩好吃，后勤组的同志想让大伙尝个鲜，头3天餐餐上豆腐。可是，爆破组那一桌8个人，豆腐端上来啥样到收拾碗筷时还是啥样。

后来，有人将此事披露给指挥员，说上海人吃豆腐是有忌讳的，当有人去世时才吃豆腐羹饭，于是餐桌上就再也没有端上豆腐这盆菜。

上海消防一名参与过销毁弹药的老同事回忆，在庆功会上，这些在销毁现场从来没有哭过的硬汉们，喝完酒后抱在一起，哭成一团，“谢福根哭得也很凶，还曾被同事拍下过哭成泪人的照片”。

“只有共同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才会有这种体会。”这位老同事说，这种哭实际上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因为你在家里不能跟家人说，只有共同经历生死的兄弟们才能体会这种压力……”

在承担销毁废旧炮弹的工作中，谢福根敢于担当、冲锋在前的性格，被同事们传颂至今。

这位老同事说，销毁废旧炮弹最危险的要数装坑工作，在一个深2.5米，直径2米的坑内埋上弹药，难保不会出意外。但每次销毁弹药装坑的过程中，谢福根都是第一个下去，最后一个上来。

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1996年，那一年谢福根在装坑过程中，因劳累过度，出现呕吐头晕等反应，昏倒在弹坑旁，所以那一次他在昏倒以后暂时离开了弹坑，等到醒来后才又回到了弹坑工作。

在销毁废旧炮弹的过程中，谢福根再次发挥了“干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的优点，不但学习啃透了专业排爆知识，还发明了聚能切割处理大型弹体技术，成为了一名行业内知名的排爆专家。

“这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技术，我们用这个技术在1996年4月的一次大规模销毁废炮弹行动中，整整‘劈’了128枚战争遗留的大型炸弹，这些炸弹每一枚的爆炸威力都能炸毁一座楼。”谢福根后来回忆道。

据统计，自1979年从事危险品爆炸物品管理工作以来，谢福根先后十多次参与销毁任务，销毁废旧弹药300余吨，多次参与包括定时炸弹、邮寄炸弹、扬言爆炸等在内的排爆工作，全都圆满而安全地完成任务。

期间，他还参加了东亚运烟花的设计，以及香港回归和国庆35、40、45周年的烟花燃放安全管理工作。

【5】火灾调查专家：“福根摩斯”

作为爆破专家，谢福根在上海渐渐被市民所熟知，但他享誉全国，却是因为火灾现场调查的专业性。

1994年，谢福根被调任火查处处长，全面主持火灾原因调查工作。

早年学习打下的基础，再加上从事销毁炮弹工作的磨砺，使他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火灾调查专家，“火场福尔摩斯”、“福根摩斯”的美誉不胫而走。

“过去，火灾原因调查工作由于受技术、人员、外部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往往以调查人员的经验为主，谢福根的贡献在于，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了许多方法、经验，为火灾调查的科学取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上海消防一位从事火调的同事说，谢福根在火灾调查中特别注重引入刑侦思路和工作防法，提出火调人员要“让尸体说话”、“让火灾现场的痕迹说话”、“让实验数据说话”。

（1）“让尸体说话”

1998年3月8日，上海杨浦区扬州路一个小弄堂内的老式民房突发火灾,消防员在平房的阁楼里发现了3具孩子的尸体，年龄均在4—6岁左右。

谢福根现场勘查发现，整个房子很小，甚至有点逼仄，加上阁楼也就20平方米左右。

走进卧室，谢福根一眼就看到电视机柜前有一块很明显的烧灼痕迹，燃烧物的灰烬已经被先来的火调员清理到其他地方。

随后，谢福根又查看了房间里的电器设备，发现几乎所有电器设备都有不同程度的烧毁，但从电线的检测来看，都是从外烧到内，并没有短路等可能引起火灾的现象。

经过1个小时的勘查，谢福根和同事们最终确定起火部位就是电视机前一块相对空旷的地方。

起火部位不在床上，也不是电源集中的地方，而是在一块并不放置任何物质的空旷地方。很显然，必定有火源被带到这个地方，从现场未燃尽的衣服、纸张来看，最大可能就是有人在此处故意燃烧这些可燃物。

3个孩子、空旷处、可燃物，把所有的线索联系在一起，谢福根怀疑，这很有可能是小孩玩火引起的火灾事故。

在询问周围邻居相关信息时，有人透露了一个信息：“这户人家有3个孩子，老二是个5岁的小姑娘，特别喜欢玩火。”

谢福根决定去看看3个孩子的尸体。

冰柜“哗”的一下拉开，3具焦黑的尸体被包裹在冰冷僵硬的裹尸袋里，小小的尸体很瘦弱，似乎一碰就会散架，全身上下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但他们的脸上似乎依然能看到痛苦和无助的神情，紧握的拳头还保持着死前的挣扎模样。

谢福根发现，3具尸体中，老大的烧伤程度最严重，整个脸部、手部，还有身上均被大面积被烧伤，老二的烧伤程度略微轻点。

谢福根和同事们最后看的是老三的尸体。当他们完全拉开裹尸袋时，突然发现他的右手半张半闭，似乎握着什么，谢福根掰开一看，一个一次性的蓝色打火机赫然出现眼前！

老三紧握的这个打火机，足以证明这起火灾是由于小孩玩火引起的。

上海消防一名搞火灾调查的火调员直言，在火灾现场，他们都喜欢跟着谢福根，因为能学到很多东西，但也都很怕跟着他，因为他要求“搞火灾调查的人都要到去看一下尸体”，特别强调火灾调查的工作就是要让尸体说话，而谢福根的电脑里更是存了300多具“有故事的尸体照片”。

2003年7月28日，上海普陀区一家装潢公司员工宿舍半夜起火，一下子烧死了四名女员工，现场非常惨烈。

谢福根现场调查后发现，起火原因是有人故意点燃了液化气钢瓶。

门是锁住的，外来人员进宿舍放火的可能性基本被排除了，也就是说，纵火的很可能是屋子里的人。

眼下，四个女工都离开了人世，找谁调查去呢？

作为火灾调查专家，谢福根找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上海人习惯称之为“803”）的大法医闫建军。

当闫建军对四具尸体进行解剖时，谢福根就站在旁边仔细观察。

解剖发现，四具尸体都烧焦了，其中有三具烧得较重，四肢都白骨化了，气管里均有黑色的烟痕，那应该是火灾发生后吸入的。

剩下的一具尸体是小张，她的尸体灼烧得没其他三个姐妹那么严重。虽然她的气管里也有黑漆漆的烟痕，但不同的是，她呼吸进去的烟痕很深，一直扩展到了二节甚至三节支气管。

谢福根和闫法医根据解剖的结果推测，起火时，另外三个女工可能已经熟睡，液化气轰然后，轰的一下吸入了猛烈的烟火，还没来得及反应，人就死了。

但这个小张，起火时应该是醒着的，她也许在躲避火,也许正做着什么，因此，她的身体烧伤程度不是很厉害，但浓烟的吸入却远远大于其他三个女工。

两人大胆推断，小张可能就是纵火嫌疑人。

后来，刑警的调查，印证了两人的推断。原本，小张是公司老板的“相好”，但后来，老板移情别恋喜欢上了小张同宿舍的马姑娘，并且在员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小张工作没做好。

案发当天下午，小张在电话里和朋友、家人作了简短的、令对方莫名其妙的告别，夜里便发生了这起惨剧。

上海市闵行区消防救援支队一位从事火灾调查的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次，辖区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一名女子被自己老公杀害后，老公抱着死去的老婆，将汽油浇在两人身上点燃后身亡。

“这两个人，妻子是被杀害死亡的，丈夫是被烧死的，谢高工认为尸体解剖非常有价值，作为火调人员，一生可能就碰到一次，要求我们都要跟着去看解剖。”这名火灾调查人员直言，很多年轻的火调人员看了一会就受不了，但谢福根却从头到尾看完了解剖的全过程，而且看得特别仔细。

上海市杨浦区消防救援支队从事火灾调查的工作人员也有过类似经历：“有一位从事火调工作的女干部，跟着谢高工去看解剖，进去一次吐一次，先后吐了三次。”

谢福根证实了这一说法：“我每次讲课时，都会提到这位女干部，我也很敬佩她，她吐完之后继续进来看，因为火调工作是不分男女的。”

在谢福根看来，火调工作是非常枯燥、非常辛苦的，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火调员的。

（2）让痕迹说话

在火灾调查中，谢福根除了想方设法“让尸体说话以外”，他还特别强调要“让火灾现场的痕迹说话”。

1999年6月28日凌晨，上海市进贤路一栋老式居民楼发生火灾，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孩被烧死在床上。

谢福根到场勘查时，从地板上被烧穿形成不规则的孔洞，推断可能是某种易燃液体在地板上参与燃烧形成。于是，他立即对孔洞周边的木质地板取样送检，同时开始与女孩的父亲顾某接触。

根据顾某和邻居的描述，顾某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据顾某介绍，他是一名麻友，案发当天凌晨，他在朋友的小饭店里搓麻将，一直搓到半夜，搓到大家都累了，才散场。

顾某送另外两个麻友上了出租车后，自己便走回进贤路的家里。

刚刚走到弄堂口，刚好碰到邻居李慧枫火急火燎地跑出来，看见他吃惊地叫起来：“侬（你）要死了，还在弄堂里晃啊，屋里火烧啦，快点回去啊！”

“啊？火烧了？”顾某一听马上就跑，奔到自己家门口一看，大火已经从他屋里烧出来，烧得一塌糊涂。想到女儿还在家里睡觉，他想冲进屋里去救，被消防员一把拉住：“你冲进去是有危险的！”

谢福根发现，顾某描述的过程与邻居的证词基本吻合，但顾某面对女儿死亡的平静却让他生疑。

据谢福根回忆，顾某的老婆几个月前因为癌症去世，现在，唯一的女儿也被活活烧死，屋里又烧了个精光，按理他应该号啕大哭，但是他连眼泪水都没有一滴，还领着谢福根走进屋里，一样一样介绍起来，“这是我女儿睡的床，她的鞋子是脱在左边的……”

但谢福根的猜测却被检测结果给了一记重击：经过技术鉴定，送检地板中未检出易燃液体成分。

谢福根觉得，现场肯定还有重要的证据和痕迹被遗漏了。

他一次次深入火灾现场，像考古工作者那样，拿着小耙子和小铲子，一寸一寸地在灰烬里翻找。

翻来翻去，他在起火房间一个五斗橱的脚下翻到7个麻将牌，有几个已经烧掉一大半了，只有一个麻将牌的牌面还很清爽，是七条。

谢福根拿出侦査专用的塑料袋，把这几只麻将牌分别放了进去，封上口。随后，他继续在灰烬里翻找，搬起还没有烧毁的五斗橱的脚，发现橱柜脚的下面有一小块直径只有两厘米的塑料皮。拿起来细看，是有花纹的塑料地板。

原来，顾某家的地上曾经铺着一层塑料地板！

谢福根一下子明白了，不是木头地板上检测不出易燃液体，而是木头地板的上面还铺着塑料地板，它们和易燃液体一起烧掉了。

谢福根大胆推测，假设有汽油之类的易燃物参与燃烧，那么，刚刚烧的时候，烟尘里就会有易燃液体的成分，这种成分便会附着在周围比较冷的物体上。

那么，屋里究竟什么东西是比较冷呢？谢福根想到了，电视机屏幕爆出的碎片！

他捡了一些电视机屏幕的碎片，装进了专用塑料袋，带回去检测。

很快，检测结果传来，电视机荧光屏的碎片、那块直径两厘米大小的塑料地板和麻将牌上都检测出了汽油成分！

在向邻居了解顾某家庭关系时，谢福根了解到两个很重要的细节，一个是顾某的女儿智力稍微有点低，“比同班的小朋友笨一点，已经留过一级了”。

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顾某打麻将的瘾头特别大，而且非常讲究，每次搓麻将都一定要用他自己的麻将牌，因为他嫌弃别人的麻将牌不好……

此前，在接受询问时，顾某承认，当天打麻将依然用的是自己的麻将牌。那么，那这几张没被烧坏的麻将牌究竟是如何自己跑回家的呢？

在扎实的证据调查面前，顾某最终承认了为骗保放火烧死女儿的犯罪事实。

据顾某后来交代，他老婆得了癌症之后，担心女儿得不到照顾，便在临死前给女儿买了50万元的保险。

老婆去世后，顾某又谈了新的女朋友。当双方谈婚论嫁时，对方嫌弃顾某没钱，女儿也是一个拖累，顾某便起了一个歹念：烧死女儿，骗取巨额保险金后跟女朋友结婚。

当天半夜里，在朋友的小饭店和麻友打完麻将后，他收拾好自己带去的麻将牌，悄悄回到屋里，打开事先惟备好的一大瓶汽油，浇在地板上，以及女儿床的四周，然后点燃了打火机，火苗轰的一下就烧起来了。

随后，顾某迅速离开自己的家，跑到马路上，装作啥都不知道的样子往屋里走，直到碰到自己的邻居。顾某自认为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却栽在了谢福根的手上。

这起恶父放火烧死女儿骗保的案件，让谢福根“火场福尔摩斯”的名声远扬，但对他而言，这些都是火灾调查的基本功，类似“让火灾现场的痕迹说话”的案件还有很多。

2005年12月23日凌晨1时20分左右，上海市瑞金二路一幢三层洋房发生火灾，造成三楼屋顶被烧穿，住在三楼的一对德高望重的教授夫妇不幸身亡。

在对现场仔细勘查后，谢福根准确认定起火部位为厨房北侧的煤气灶处，但灶具使用人坚称当晚并未使用灶具，有居民也认为起火原因是电线短路。

当时正是寒冬季节，火灾现场一共清理出了50多袋燃烧残留物，谢福根和同事们把它们一一搬到空地上，准备了水桶、水管，还弄来两个网眼大小不同的筛子。

一切准备妥当后，由多名火调员组成的专门“筛查”小组开始对所有燃烧残留物进行筛查——先要用大网眼的筛子粗筛，再用小网眼的筛子进行精筛。

经过第二遍筛选后，谢福根和同事们把所有筛剩下的东西都倒在水桶中，用水进行冲洗。原本黑乎乎的燃烧残留物在清水的冲洗下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导线和几颗米粒大小的电线熔珠。

谢福根立刻派人送去检验。科研部门在对熔珠结构进行金相分析后，结论为非原发性起火所致，也就是说，在现场未发现电气故障引起火灾的直接证据。

随后，谢福根和同事们又经过7天调查，终于找到了煤气灶起火的证据，并在上海的火灾调查中第一次动用了测谎技术。

最终，在事实面前，煤气灶使用人最终承认了当晚在厨房烧水，因疲倦回房睡着了，直至起火的全过程。

在过失引起火灾或纵火类案件中，谢福根要求，当公安部门抓获嫌疑人以后，火调人员一定要想办法跟嫌疑人做一次面对面的调查访问：“要当面问清楚，起火点在哪里，怎么起的火，只有这样，你才能证实你的判断是不是准确，因为其他亡人的火灾案件是没人跟你说话的。”

“对于过失引起火灾或纵火案，如果火调人员最终依靠自己的现场调查侦破了案件，你绝对会为此而兴奋，所有的艰苦都值了。”2020年，在给长宁区消防救援支队的年轻火调人员开展授课时，谢福根讲到这里时依然激动不已，声音洪亮而略微有些颤抖，他直言“火调人的激情就是这么来的”！

（3）让实验数据说话

除了要“让尸体说话”、“让火灾现场的痕迹说话”，谢福根还提出火灾调查工作要讲科学，要“让实验数据说话”。

在一次授课中，谢福根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发生火灾后，火烧得很大，他去现场勘查，有人跟他说，“谢高工，你帮忙在灰烬里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金戒指”。

谢福根一愣，说“这么大的火，估计早烧没了”。

结果，对方说：“谢高工，你开什么玩笑，‘真金不怕火炼’，金戒指怎么会烧没呢？”

“我当时被他讲得一下子懵掉了。”谢福根笑着说，“真金不怕火炼是指黄金从固态到液态质量不变，并不是说火不能把金子熔化，不然黄金怎么做成戒指、项链呢？”

他进一步跟对方解释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几种金属，黄金的熔点甚至不如紫铜和铁：“铝的熔点是660℃，紫铜是1083℃，铁是1538℃，而黄金的熔点只有1064℃。”

“我们搞火灾调查的，脑子里对这些基本的常识，一定要有烂熟于心。”谢福根说，火灾调查是一门科学，必须要用证据说话，要用科学进行解释，要“让实验数据说话”。

从事火调工作以来，谢福根一向重视火灾调查的科技含量，决不主观臆断。他曾和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同志一起共同完成了《固相微萃取在纵火现场矿物油检测上的应用的研究》，获得了上海市公安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提出的“爆炸现场死亡人员血液CO含量判定爆炸前煤气泄露情况”、“架空电缆线内外导线材料力学性能变化判定断裂原因”、“燃气热水器水压开关闭合时间以及状态检测”等多项鉴定方法，在技术上均有独到之处。

此外，他还开展了“棉包在多种微弱火种情况下阴燃起火可能性”和“高压汞灯引发火灾可能性”等模拟实验，科技含量都很高。

1998年7月12日，上海迎来了一个38℃的高温天，浦东高桥一家外商独资的化工公司颜料仓库着火，大火很快就把整个仓库烧毁。

因为颜料的颗粒度极细，能随着烟气扩散升腾，周围的居民家很快就沉积起一层薄薄的颜料。当谢福根带着火调处的同事赶到颜料仓库时，就像跨进了一个五颜六色的现场，一天工作下来，皮肤都被染成了各种颜色，“回家洗头，洗出来的水都是彩色的”……

这一次，谢福根带着同事们在现场一连调查了10天，但始终没能找到起火的原因，他一度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这家化工公司是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对方怀疑可能是有人纵火所致。

但，谢福根在现场并没有发现纵火的痕迹。

他调查发现，这家公司颜料仓库的门被锁住了，外人是进不去的，颜料仓库玻璃窗的玻璃也完好无损。即便有人打碎玻璃把火种扔进去，也扔不到颜料堆放处。而且，仓库里还养了一条高大威猛的狼狗，当天夜里起火前也没听它叫过。

此外，当天夜里，颜料仓库的电源是切断的，电线着火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那么，颜料仓库究竟是如何起火的呢？

谢福根在调查过程中，详细了解了颜料生产的工序，得知该公司生产的颜料销路非常好,几乎供不应求。这些颜料都是通过大型球磨机，把颜料磨成极细的粉末，磨完以后理应冷却晾干后再包装，可是因为下家催得太急了，工人们便在车间里立刻打包装箱。

此前，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的同事曾发现过颜料粉剂发生自燃的现象，并拍照存档。

现场一位工人也向谢福根反映，他经常发现装颜料的包装袋上有一个一个的小洞，而袋子里的粉剂会结成硬块。

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的内容，谢福根初步得出调查结论，颜料仓库火灾很可能是颜料阴燃导致的，因为颜料粉末没有冷却晾干，直接包装后堆在仓库里便会聚热结块，热量散发不出去，最终可能导致聚热起火。

然而，对于谢福根的这一初步调查结论，这家跨国公司并不买账。

1998年8月2日，也就是火灾发生20天以后，一份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发来的传真被送到了浦东高桥的这家化工公司：该公司生产的颜料装船运到墨尔本，开箱后发现有4包颜料正在阴燃，幸亏发现及时！

而这批颜料和发生火灾仓库里的颜料，属于同一批次。

接到这份传真后，浦东高桥的这家化工公司的老总特地赶到上海市消防局，向谢福根致谢。

在火灾调查工作中，谢福根一直坚持要“说真话，干实事，讲科学”。

“谢高工的性格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都敢讲真话，钉是钉，铆是铆。”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一名从事火调的同事认为，这跟谢高工最早从事爆炸物销毁的工作有很大关系，“面对废旧炮弹等爆炸物，任何一个闪失都可能是要拿生命做代价的，所以谢高工对火灾调查的要求也是一样，务必精益求精、细致严谨。”

作为上海火灾原因调查的专家，谢福根花了10年的时间，使上海的火灾原因查清率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对于重特大火灾原因的调查，“发生一起，查清一起”。

【结尾】退而不休：甘当人梯

2014年，谢福根正式退休，但他却并没有闲下来，而是积极投入到对年轻火调人员的培养工作中。

在谢福根看来，随着国家经济大发展，社会飞速进步，法治不断健全，火灾现场调查程序越来越规范，再加上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调查一些火灾事故时，对调查取证和判断依据的科学性、逻辑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细致严谨的调查才能给行政执法提供合理的事实依据，才能给当事人提供准确的答案。

2018年，根据《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框架方案》，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这支队伍由应急管理部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指挥。

“消防部队改革转隶以后，由原来的现役体制向更加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这是消防事业发展的总趋势。这意味着，火灾调查是可以从事一辈子的职业，对我来讲是梦寐以求的事。”谢福根在跟年轻的火调干部进行授课交流时说，“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火调干部，只要用心研究，踏踏实实做事，都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退休以后，谢福根把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总结，写了很多材料供年轻的同志们学习、借鉴，专心做好“帮、传、带”的工作。

“谢高工讲课，声音洪亮，对火调工作充满激情。”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一位年轻的火调干部直言，“听谢高工讲课，跟着谢高工去火灾现场调查，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专家，因为他太敬业了”。

这名火调干部举了一个例子，有时他们和谢高工一起参加培训，听其他人讲课，“谢高工这么大牌的火调专家从来不早退，都是认认真真从头听到底”。

他一度感到很纳闷，对于谢福根这样的专家而言，培训讲得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他烂熟于心的，为何还要这么认真听课呢？

谢福根回答：“既然是培训，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学员，虽然有些知识自己早就懂了，但每一次听的感悟都不一样，而且火调工作一直是在发展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进步。”

“像机动车火灾、电动车火灾、电动自行车火灾，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火灾，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别人的研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谢福根直言，每次参加培训，他都会认认真真做好笔记。

实际上，除了课堂笔记做得非常认真外，谢福根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每天做了哪些事情，他都会记在本子上，一目了然。

“他们有时开玩笑喊我‘火场福尔摩斯’，还有人喊我‘福根摩斯’，我觉得这样的称谓太高了，其实我只是一个认认真真做事的火灾调查员而已。”“如果大家非要叫我什么摩斯的话，那就叫福根摩斯好了！”谢福根说，他从事消防工作的几十年，刚好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也与消防工作的改革发展密不可分，这让他有幸从一名普通的消防车驾驶员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这其中有他个人的努力，也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更是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发展。

禅哥简介：禅茶诗书，河北围场人，1998年毕业于河北建筑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工程硕士学位，曾任武警学院外聘教官，现为全国火灾调查技术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消防科普专家、火灾调查专家、海南省安全生产专家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