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类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故事。余秋雨先生经过大量的研究自豪地写到：中华文化是唯一没有出现过断层的文化。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先人以其原始的信仰和超人的智慧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重，他们在很多方面的生动实践都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了磅礴之力。那么，在消防安全的防火方面，我中华先人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她留给后人的启示又是什么呢？

  在原始的生产生活中，火灾一次次光顾，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一次次遭到侵害，无能为力的先人只能寄希望于上天，他们相信从上天那里一定能得到最好的佑护。

  有一天，当你去参观古建筑的时候，远远地抬头一望，蓝天之下、在陡然飞起的屋脊之上，有两个状似龙形的怪兽蹲坐在屋脊的两端。它们昂首卷尾、巨口宏张，霸气十足，无人敢犯。

  这神物龙头鱼身，据说大肚能容，肯昼夜司职，擅喷水灭火，又喜欢吞火。古人将它的形象设于房屋之上，既是一种寓意，更是一种渴望。

  没错，它叫鸱吻，是龙的第九个儿子。其寓意在佛家为护法，有驱凶辟邪之能。龙的传人用它来镇守自己的居所以防火灾，那肯定是最放心的事了。

  当你走近庭门，只见门额之上有一匾。匾身通常为青砖、平石或硬木，或镶或悬于门口上方的正中央，并题门名于其上，很是庄严。仔细观瞧，这“门”字笔画平直，落笔无钩。钩，在古代有火钩之嫌，省得这个钩去以免招致灾祸，古人祈求平安的良苦用心便在这一笔一画之间表达得淋漓尽致。

△“门”字

  抬步迈过高高的门槛进了屋来，稍作环顾之后再不经意地抬头一看，哇，好漂亮的一个藻井！

△藻井

  在殿堂明间顶部的中央，菱、藕一类的花卉或是形态各异的龙纹等在方方圆圆的方寸之间色彩斑斓、交合回转，十分精巧。藻井二字是取了“井者，东井之象，藻者，水中之物”的涵义。以高悬的藻井覆盖可能的灾火，古人就是在这种原始的信仰护佑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原始的文明产生大概源于古人对上天、对图腾的深信不疑。没错，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靠天生存的哲学思想在中华大地仍然也很有市场。

  那么，我们的先民真的是向来都把自己的命运全部交给了上天吗？当然不是。甘肃大地湾古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大地湾先民早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建筑防火设计理念。他们用草泥包皮、外敷料礓石的防火保护层涂抹在建筑的主要构件上，有些防护层的厚度竟达30厘米之厚，这种施工手法明显具有很好的防火功能。

△大地湾出土物品

  站在大地湾遗址的面前，我们在感叹5000年前先人的心思与智慧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到了现代却还有很多人漠视消防安全呢？

（二）

  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火灾，应该是3300多年前商代武丁时期奴隶们夜间放火烧毁奴隶主三座粮仓的事儿。这条记录在《甲骨文合集》的甲骨卜辞中被涂成了朱红，其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与所象征的突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甲骨文合集》

  有火灾，就有了与火灾的斗争。对于火灾的防范与治理，我们的先人提出了各种主张，历代的皇朝也格外重视。这些主张与重视无疑对稳定政权格局、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春秋早期，管仲以齐国宰相的身份和一名出色政治家的智慧，主张把消防作为关乎国家贫富的五件大事之一抓紧抓好，提出了“修火宪”。结果齐国变得富裕强大，最终坐上了春秋“五霸”中首位“霸主”的交椅。

  到了春秋晚期，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孔子以儒学立说。他所作的《春秋》及其后世门人所撰的《左传》，记载火灾多达23次，数量之多，居所记各类灾害之首，开创了国史记载火灾的先河。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宋、郑、鲁各国防范和治理火灾所采取的措施详加记述，并提炼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

△《春秋》

  紧接着，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登场了。墨子的思想以他的名字写成了书。直到今天，当我们翻开《墨子》的时候，不仅力学、声学、光学等诸多学科的科学原理扑面而来，很多关于火灾防范与治理的独到见解也鲜活地跃然纸上。他在《备城门》、《杂守》和《迎敌词》等多个篇章中提出了诸多防火技术措施，其中既有设置、建造的总体要求，又有明确具体的数字规定。所以，墨子如果被推为早期消防技术规范的鼻祖，那应该是无人敢争的。

△《墨子》

  儒家、墨家都表现了，法家自然也不甘落后。战国时的李悝集各国法之大成，著成《法经》。他把火灾防范与治理的内容列入法条，为后世的成文法典《唐律疏议》提供了蓝本。

  社会精英们苦苦思寻、艰难探索并弘法力践，作为天子的皇帝们自然也不敢怠慢。天子们不怕精英，但他们很怕上天。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的夏四月，汉高祖的陵寝突然发生了火灾，汉武帝赶忙脱了龙袍穿上素服以求上天的宽恕。

  明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皇宫里的三大殿突发火灾。明成祖朱棣在随后的“罪已诏”中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治国安民的十二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反省。这种反省可比现在的某些人写个检查、做个检讨要严肃得多、给力的多了。

  清乾隆皇帝弘历有关火灾的“上渝”，仅《中国火灾大典》就收录多达54次，为历代皇帝之最。如果乾隆皇帝不把消防当回事，又有哪个臣子敢杵逆上书呢？

△《中国火灾大典》

  到了嘉庆二年、即1797年的10月21日，乾清宫不慎失火，此时弘历已87岁高龄，身居太上皇之位，但他仍在“罪已诏”中主动担责。他说道，“皆朕之过，非皇帝之过”啊。

  精英上心，皇帝谦卑，降天灾，减人祸，这在古代来说绝对是够可以了。今天那些不重视消防安全的官员们，是不是得好好地扪心自问一下了呢？

（三）

  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在同火灾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我们的先人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是《周易》里的一句话，是先人对火灾防治经验的最早概括。受此理念的科学影响，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这就是现在所说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源头，也是今天“预防为主、防消结合”这一工作方针的雏形。

  当御灾防患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精英和皇帝们很上心，各级地方长官也没闲着。他们为保一方平安，大力推行“火政”。比如，汉代成都太守廉范、唐代岭南节度使杜预、永州司马柳宗元、宋代的户县知县陈希亮、明代徽州知府何歆等，因大力推行“火政”，造福人民，“民感之”，史家为他们立传，人民为他们建祠立碑，有的古迹至今尚存。

  大家可别小瞧了这个徽州知府何歆，封火墙、即现在的马头墙，那可是人家的发明。假如没有这个发明，明代以来还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多烧掉多少家产呢！

  在管理体制上，中国古代的消防作为社会治安的一个方面，没有独立出来设置专门的机构。从汉代中央管理机构的“二千石曹尚书”和京城的“执金吾”开始，均“主水火盗贼”，或“司非常水炎”、“擒讨奸猾”。消防同治安始终在一起，也就是水火盗贼不分。这种始终一体的治安消防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了社会分工已相当精细化的今天。即使现在的应急管理把消防从公安里拿了出来，但在社会单位与民众的日常安防那里，消防与治安依然是密不可分的。

  古人知道，火灾总是要发生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消防力量的建设。

  西汉长安城每街设一亭，共设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城有24街，共设有24个街亭。唐代京师长安，虽然没建街亭，但却建有“武候铺”分布在各个街坊。这种“武候铺”，大城门100人，大坊30人；小城门20人，小坊5人，在全城也就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治安消防网络管理系统。

  “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这是关于北宋开封的记载，它显然沿袭了唐代的“武候铺”制度。元代的正史中没有关于“军巡铺“的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有与军巡铺功能完全相同的“遮荫哨所”一说。到了明朝，皇城内外则设有“红铺”112处，每铺官军10人。这些机构虽然称呼各异，但它们都是城市基层的治安消防力量，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派出所、或是路边的警亭、或是社区的小型或微型消防站。

  世界上第一支由国家建立的城市消防队诞生在宋朝。这支队伍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职能本质，与我们今天的消防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支队伍创建于北宋开封，完善于南宋临安，到淳佑十二年即1252年，临安已有消防队20隅，7队，总计5100人，配有望火楼10座。

△望火楼

  今天，国人认为“消防”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这种认识主要源于对可查史料的考证。据考证，在江户时代开始出现消防一词。1724年武州新仓郡的《王人帐前书》中写到，有“发生火灾时，村中的‘消防’就赶到”。到了明治初期，也就是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消防”一词在我国开始广泛应用。但在十点消防看来，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的汉字演变而来的。早在西晋太康五年、即284年，汉字就开始传入日本。今天日语里的“消防”一词不仅字形与汉字相同，字义也毫无差异。如此说来，说“消防”的根在中国其实是更恰当的。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我们一方面以古鉴今，另一方面也要与时俱进。从人本的观点来看，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归根结底要从提高整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与素质入手。因此，消防连着你我他，消防安全靠大家，绝不是一句口号。十点消防现在所做的事，就是帮助大家提高意识、提升素质、规避火险、谋求安全。